牧者心聲

宣教與處境

  宣教與處境息息相關，隨著環境變遷、社會政治結構的轉型、人口分佈的重組等不同因素，宣教模式與策略亦隨之調整。自18世紀末以來，宣教運動便經歷了三個顯著的轉變。

  起初，在殖民擴展的背景下，加上威廉．克里 (William Carey) 積極推動各宣教差會投入海外差傳，宣教逐漸形成以沿海地區為據點的模式，許多宣教士長途跋涉，進入這些較易接觸外來文化的港口地區開展服事。隨後，戴德生 (Hudson Taylor) 創立中國內地會，並將宣教總部設於工場所在的國家，而非差派國。這一轉變不單是地理上的推進，更是文化上的跨越，象徵宣教由沿海走向內陸，逐步發展出更貼近工場處境的宣教模式。然而，隨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殖民政府陸續撤離、不少地區相繼獨立，也迫使許多海外差會的宣教士開始準備退出、撤離當地的工場，重整策略。直至1974年，拉爾夫．溫德 (Ralph Winter)在洛桑大會上提出「未得之民」 (Unreached People Groups) 的概念，宣教的焦點才從「去哪裡」轉向「向誰傳」。而此時期的宣教愈加重視文化的多樣性及不同的語言群體，逐步演變為以「未得之民」為對象的宣教模式。

  若將視角轉向中國及香港本地的宣教演變，同樣可以清楚看見宣教與處境之間的互動。以1945至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為例，當時大量國內的宣教士與百姓逃難至香港。面對人口急增與社會動盪的處境，那時的宣教士與教會便迅速回應需要，積極設立福音佈道所、投放大量的資源建立教會、培育本地信徒領袖，推動教育、醫療等各項事工，展現出宣教與時代處境緊密相連的互動關係。若然宣教與處境存著如此緊密的關係，那我們便需要了解，當下的處境是怎樣的？宣教的模式又出現哪些變化？這樣教會才能更聚焦地對應處境，作出適切的回應。

  我們現時正處於一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。人因著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戰亂等不同因素，開始遷移到鄰國或更遠的地方生活或定居，使人口流動變得前所未有的頻繁。然而，與過往不同的是，由於各國之間的交通運輸變得方便快捷，當代的人口遷移不再必然帶來長久停留的狀態。相反，人們往往會在某地停留數年，然後再流向其他地方，甚至返回自己的原居國。這種「流動短暫停留」的現象，發展出「聚散宣教」或「大門前宣教事工」等新模式——集中服事由外地到來本地的人士，例如留學生、少數族裔、新移民、外籍家傭等。因此，宣教的場景不再是遙遠的海外工場，而是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社區上。

  此外，隨著各地教會逐漸成長、成熟，加上全球化令不同地方的資源及資訊的差距收窄，宣教的模式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。它不再局限於過去那種由資源豐富的一方單向差派宣教士，或以贊助模式，投放大量的資源供應工場，協助植堂、建立事工。相反，科技與網絡的進步，使時間與空間彷彿被壓縮，資訊與資源可以在不同地方之間更迅速地傳遞與共享。因此，當代宣教更強調「伙伴模式」，提倡鄰近的宣教資源彼此共享，互相配搭、合作，按照上帝在各地所供應及賜下的獨特恩賜、資源與能力，各展所長、彼此配搭，共同完成使命，使地域間的界限不再構成障礙，反而是連結的機會。

  以「Arise Asia」為例，這個組織致力於打造一個跨地域的宣教平台，積極連結亞洲各地區的宣教士與宣教機構，透過不同形式的協作與支援，推動整個亞洲的宣教工作。這正正體現了「伙伴模式」的精神，沒有人是單獨前行，也沒有一個地方是永遠的給予者或接受者。這樣的理解，與哥林多前書第12章的教導呼應：各地各國的信徒，同為基督身體的不同肢體，按著上帝所賜下的恩賜、資源與能力，彼此配搭，互相建立，為要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，實踐上帝的宣教使命。